1948年5月—10月 · 国共内战 · 城市饥荒

长春围城
死了多少人?

诚实答案不是一个整齐的整数。现存人口底账、收埋记录、地方志、亲历者回忆和同期报道互相冲突,但它们仍能把范围压缩到一个可信区间。

最可信的死亡区间

10–16
常用概数:约15万人 精确总数已无法恢复
01

不要把“收埋数”冒充“死亡总数”

如果只要一句话:长春围城中因饥饿、疾病及相关暴力死亡的平民,大概率在10万至16万之间;约15万是可以使用、但必须注明争议的概数。

“58,063人”有档案基础,但它首先是解放后政府逐次修正的收埋尸体数,不天然等于围城期间全部死亡。更早已被家属、守军或居民掩埋的人,死在城外后未进入统计的人,以及登记遗漏,都可能不在其中。2002年版《长春市志·民政志》仍使用“10余万市民饿死、解放后掩埋58,063具”的双重表述。

另一端的30万、46万乃至65万,通常建立在80万—120万城内人口的推测上;这与较可靠的1948年5月约39万平民底账冲突。除非能证明有数十万未登记难民涌入,否则这些高估计站不稳。

饥饿不是忽然降临。
它一层一层剥掉人的生活。

以下场景不是文学虚构,而是把守城主将回忆、幸存者证言、围城一方文件与1948年同期报道拼合后的克制重建。

A

城内:先吃粮,再吃一切能吞下去的东西

米价失去意义,守军实行粮食管制和征购,空投又主要供给军队。普通人先卖掉首饰、家具和衣物,继而吃豆饼、橡子面、草根、树叶和树皮。猫、狗、鸟、军马逐渐从街上消失。有人把皮带煮软充饥;极端情况下,同期报道与回忆录都留下了食人和人肉交易的记录,但规模已无法查清。

饿到后期,人不是剧烈挣扎,而是慢慢失去力气。亲历者回忆,路边躺着的人第二天仍在原处,雨后尸体开始腐败;有人走着走着倒下,再也没有起来。胡同、公共厕所周边、炕上和街沿都能发现尸体,收尸车来不及运走。

B

“卡空”:八万多人被夹在两道枪线之间

守军为节省军粮,把大批居民向城外疏散;围城部队为保持封锁、筛查军人和特务,长期阻挡外逃者。人群于是拥塞在城防哨卡与解放军封锁线之间的无人地带,当时称“卡空”。他们回不了城,也进不了解放区。

1948年8月14日,中共吉林省委文件已经承认滞留者“八万余人”,而且“每天饿毙者日渐增加”。那里没有稳定粮源、住处和卫生设施。全家人守着最后一点草根,夜间听见哭喊和抢夺;有人遭土匪洗劫,有人把孩子放在路边。尸体散在田野、桥头和壕沟旁,活人已经没有力气掩埋死人。

C

进城之后:所谓“和平解放”面对的是一座死城

10月部队入城时,许多幸存者并没有走上街迎接。他们蜷在屋里,虚弱到不能站立。中共长春市委入城十天的报告称已发现尸体三万余具;一个多月后的汇总升至56,889具,最后修正为58,063具。

这组数字透露的不是统计精密,而是灾难尺度:工作人员用了数周,才把房屋、街巷和城郊能找到的尸体逐步清出。城市的树叶和草几乎被吃光,门窗和木料被拆作燃料,商业停摆,活下来的人普遍浮肿、衰弱。战争结束了,死亡还在继续。

02

四组数字,可信度完全不同

口径 它实际说明什么 判断
58,063 解放后历次修正的收埋尸体数;与“39.1万平民 − 17.9万留城者 − 15.4万被收容难民”的人口差额接近。 硬下限
10余万 / 12万 地方志总量表述及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转述的政府统计,纳入了解放前已经掩埋或未被新政权收埋者。 较可信
15万—16万 1948年国民党方面报道、张正隆纪实作品及后来的海外研究常见口径;可能包含城郊与“卡空”死者。 可作概数
30万—65万 高度依赖80万—120万城内人口假设,缺少与之匹配的同期户籍、疏散与幸存人口数据。 证据不足

低估计的人口差额演算

390,765围城初期平民
179,241解放时留城
154,297出卡后收容
=
57,227账面缺口

这个减法说明58,063并非凭空编造,但它假定三项人口统计完整、口径一致、无人重复或漏登。战时人口流动和尸体处置不可能满足这种理想条件,所以它适合当下限,不适合当无争议总数。

两支军队都把平民当成粮食账上的数字,
但作用并不相同。

  1. 01

    围城军制造了封闭系统

    东北人民解放军选择“久困长围”,切断粮食、燃料和人员流动,并在相当长时间内阻止平民穿越封锁线。目的就是让城内军民争食,以饥饿瓦解约十万守军。没有这个外部封锁,不会形成持续数月、覆盖全城的饥荒。

  2. 02

    守军把剩余资源优先留给军队

    国民党守军实行粮食管制、征购和搜粮,空投主要保障军队,又把无粮居民成批逐出城外。其结果不是解除危机,而是把饥民推入两军之间,并让有武装、有组织的人继续掌握食品。

  3. 03

    这不是可以互相抵销的“两边都有错”

    外圈掌握“粮能否进去、人能否出去”,内圈掌握“剩下的粮先给谁”。前者是饥荒得以成立的结构性条件,后者是死亡速度骤升的直接加速器。把责任全部推给任何一方,都在删减史实。

03

可复核来源

本页把同期文件、双方当事人回忆、地方志和后来的研究分开使用。回忆录能重建现场,但不能单独证明总人数;政治阵营的战时报道能提供及时观察,也可能带有宣传性;人口统计看似精确,却受战时漏登和口径变化影响。

  1. 01

    许浩:《1948年长春战役——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国史馆馆刊》第71期,2022年,页91—134。基于国史馆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档案。

  2. 02

    中共吉林省委《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》,1948年8月14日。同期文件记载敌我封锁区之间已有八万余难民,死亡日增。

  3. 03

    《真实即力量——读〈围困长春〉》,河北省纪委监委网站,2018年;并参李发锁《围困长春》。用于核对39.1万人口底账、15.4万收容数与58,063具收埋数。

  4. 04

    《长春市救济工作报告》(1949年上半年)及2002年版《长春市志·民政志》。前者记录解放后收埋58,063具并提及此前掩埋;后者记“10余万市民饿死”。本页未把两句话强行合并成一个精确总数。

  5. 05

    郑洞国《我的戎马生涯》相关回忆节选;尚传道《长春困守纪事》。两位守城方负责人都记述了征粮、疏散、街头倒毙、弃婴与城郊尸体。

  6. 06

    单田芳围城回忆的网络转载。用于“尸体隔日仍在路边”“公共厕所周边弃尸”等现场细节,不用于推算死亡总数。

  7. 07

    TIME:China: Time for a Visit?,1948年11月1日。围城结束不久的同期报道,称长春当时约20万剩余市民中每日最多约500人死于饥饿。

  8. 08

    Andrew Jacobs:China Is Wordless on Traumas of Communists' Rise,《纽约时报》稿转载,2009年。引幸存者张英华与张正隆《雪白血红》,采用至少16万的估计。

版本:2026-07-21 · 若将来出现可公开核验的长春市原始人口名册、完整掩埋清册或难民收容去重名册,应据此修正区间。